第278节(1 / 1)

除此之外,海军原本那些个由于历史遗留问题,杂七杂八的编制,这回也要统一规范了。

首先是郑成功这个都督往下的五个提督,和总兵同阶自不必提,除了一个步师提督比较特殊,其他四个,都各自统帅舰队。

提督往下,为统辖官,与陆军参将同阶,名称做区分,所属称为支舰队

再往下,为提辖官,与陆军厢总同阶,所属称为分舰队。

再具体到船上,舰长,大副,掌旗,炮长等等,各有分工,也根据重要程度,进行品阶区分。

当然,这只是级别区分,并不意味着提辖、统辖官就一定是舰队长官,毕竟海军情况和陆军大不一样,一支七八艘小船组成的分舰队,地位不会比一艘大型炮舰高。

如主力炮舰,其指挥官虽然也只是一艘船的舰长,但其头衔,却是和分舰队同等的提辖官。

除此之外,还有陆上基地、港口的人员编制,不一而足。

而且,军中展开的扫盲运动,海军也不能例外,甚至首当其冲。

部分过去干惯了海盗行当,作风实在不服管的水手离开了一线岗位。

许多新人加入海军,这在短时间内会导致战力的小幅下滑,但随着制度建设走向正轨,一支纪律严明的大明舰队,更加符合未来战略的需要。

这种规范编制,一方面是在加强对海军的控制力,另一方面也是在加强其战斗力。

反正有了这一笔充足军费,海军至少造船是能大手大脚挥霍了。

一时间,工部那边的船舶公司也笑开了花,南京的龙江船厂终于修复完成,在海军土豪式的订单之下,开始下饺子似的启动了造舰计划。

几年前,当初船舶重工公司总制,工部尚书胡璇老部下,陈子升,在接受由原郑氏工匠,和江南地区临时征召的船工们组成的船舶公司。

非常具有远见的,一方面通过修缮船只积累经验,另一方面,也不急着造舰,而是在宁波建造烘干厂房,大规模晾干、烘干木材。

毕竟这年头的木制战舰,对木材非常挑剔,树龄往往要达到数十年,乃至上百年才行,不是啥木头都能用的,必须使用晾干或者烘干的木材才行。

(1807年丹麦海军被英皇家海军全歼,丹麦王国种了颗橡树准备未来重建海军,然后这些橡木什么时候能用了呢?2007年丹麦林业部门向丹麦海军写信:树长成了可以砍去造船了……)

虽然,朱由榔一度算计着直接从东南亚深山老林砍,那里的成材木最为丰富,但眼下其实大明也不缺。

当年郑和下西洋时,在龙江船厂边种的十几万株,用于造船的各种木材,不知该庆幸还是该难过,反正由于后来朝廷再也没有大规模造军舰,绝大多数都成功保存下来,已有快两百年,都长成参天大树了……

而自然木材晾干、阴干,大概需要十年左右,当然,可以通过适当人工烘干,来加速,但这是一项技术活,好在有郑氏那帮子来自五湖四海,啥人种都有的船工匠人,倒也不算太麻烦。

经过五年多时间,第一批可用的木材已经能够投入生产了。

除了造船,专门为海军设计铸造的火炮,也提上了工部武备局研发生产日程,可以想象,未来五年内,海军的体量和规模,将会迎来一次井喷……

惊闻(上)

光烈十二年,七月

福建沿海往东上千里外,在后世被称为冲绳,这个时代则被唤作小琉球的群岛之上。

四艘形式各异的中型帆船,在这里找了个岛屿旁停泊,休整补充。

它们来自广州市舶司

满载着各类商品,主要是丝绸和瓷器、铁锅等

正准备通向北面的日本长崎港

明代广州对外的商贸航线,大概可以分为三条,分别是:

广州一菲律宾一拉丁美洲航线

广州一欧洲航线

广州一日本航线

当然,事实上大明海商们,主要的活跃范围,还是马六甲海峡以东,的南海、东海区域。

而前两条航线的主要段,事实上还是西班牙、荷兰等国在经营。

于是乎,真正完全掌控在大明海商们手中的,事实上只有广州—日本这一条航线。

这年头的日本幕府,和过去的明廷一样,是施行禁海政策的。

从后世的结果来看,这一政策的结果,和后来清朝差不多,切断了国内商业资本与海外市场的直接联系,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,使小农经济免受冲击,以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。

但事实上,施行政策的统治者并没有想这么多,更多的原因,是因为制止西南大名利用海外贸易增强割据实力,以及防止基督教的传入。

不过和清朝有广州一口通商一样,日本在锁国的同时,也保留了一个对外窗口。

便是后世因为另一件事情而闻名的长崎港。

1635年,幕府发布的锁国令中,不允许任何外国船只和人员进入日本,但长崎除外。

并且在长崎,只允许中国和荷兰两国的商船贸易。

中国可以理解,毕竟是传统宗主国(但事实上并非藩属国关系,两者关系比较复杂,确切来说,嘉靖以后,双方朝贡就已经断绝,但民间商贸反而更加繁荣。)

并且由于日本的针对性禁海政策,中国海商便可以通过“倒买倒卖”的方式,在日本和被禁止贸易的西洋诸国间赚取利润。

诸如郑芝龙等一批明末叱咤风云的海商集团中,大多都是在中日民间贸易里起家的,以至于和日本的渊源颇深。

而荷兰之所以能被网开一面,则是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,不信仰天主教,对于传教并不热衷,还在1637年日本西南叛乱之时,帮助幕府镇压。

为首体量最大的一艘帆船,看起来颇为崭新,事实上也的确是前年才从宁波的造船厂下水的新船。

船长吴大岭,正在和大副商量着从岛上补充多少淡水,如果可能的话,尽量再从当地收购果蔬。

“红毛鬼这两年是越来越过分了!”

船长吴大岭知道,对方是在抱怨之前的事情,他们船队经过台湾落脚,结果被荷兰人强令征收了近三千两的“舶停税”,平均每艘船五百两,这实在是太过分了。

他们每跑一趟,大明市舶司的关税,也就才一千八百余元。

大副抱怨道

从广州往日本,或者南下南洋,其中最合适的补给点,莫过于台湾。

而此时台湾仍在荷兰人手里

随着大明的进一步对外开放

光烈三年,大明和葡萄牙签订《香山协议》,在一系列条件之后,向葡萄牙开放内陆市场,允许葡萄牙在向大明本土至少融资三成的情况下,进入大明本土展开商贸。

而在此之前,西洋商人还只能在市舶司活动

葡萄牙抢先一步,占据更大的商业优势,引发其他几国商人恐慌。

光烈六年,英国东印度公司也被纳入《香山协议》当中

三方在光烈九年初,于广州再次补签协议,葡萄牙和英国的对华贸易,被整合成明葡商贸公司,和明英商贸公司。

公司中,设置两名董事,一人由大明商人担任,一人为葡萄牙和英国商人出任。

英国和葡萄牙,此时在远东贸易中,都属于弱头,故而明廷对于两者的态度,要宽容得多。

但这便让荷兰人和西班牙人感到不爽了

尤其是荷兰

他们之所以要控制台湾,很大原因就是需要一个连接日本、中国市场,以及东南亚后方的贸易中转枢纽。

而现在,由于明廷的全面开放政策,大量的明朝商人,干脆直接从杭州、宁波出发,绕开了台湾。

而另一方面,作为唯二可以进入长崎港的商人,双方自然存在竞争关系。

乱世平定,重新进入高速发展阶段的大明,商品出口量有绝非荷兰人能比的。

尤其是随着明、葡、英三方的贸易默契,西洋商品也能直接走明朝本土这边的贸易线路进入日本。

更加打击荷兰人的竞争力。

对方当然不会坐以待毙,这些西方殖民者,不惜万里迢迢,冒着身家性命的危险,赌上所有,图得不就是几十上百倍的暴利吗?

就在光烈九年广州那边三方协议敲定以后,当年年末,荷兰人就把大明船只在台湾停泊的税收,提高了一倍。

但这除了能恶心恶心人,显然没啥大作用。

小主,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,后面更精彩!仅仅一年以后,越来越多的荷兰商人,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抗议。

贸易下滑,对于已经踏入资本经济时代的荷兰而言,影响极大。

光烈十年,也就是1656年,当消息终于漂洋过海,传到阿姆斯特丹,荷兰东印度公司股价顿时暴跌近四分之一。

此时的荷兰,已经是世界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。

对于这个本土只有大明两个府上下的海洋大国而言,海外殖民地与贸易线路,便是他们的生命。

暴怒之中的荷兰议会迅速通过决议,要求撤换东印度公司总督范德林,好在范德林之前和几位阿姆斯特丹的议员关系不错,才勉强保下。

但上面被骂,下边的人肯定也不好过。

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制度比较奇怪,除了一个最高的总督(事实上更类似于总经理)以外,在各个重要殖民地,还设立有殖民地总督。

于是乎,台湾总督遭了殃,被作为替罪羊给踹了下去。

原巴达维亚(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亚洲的总部驻地)高级商务,日本出岛商馆馆长,揆一·费里德里克,走马上任,成为荷兰占领台湾后的第十二任行政长官。

这位主可不是普通人,但凡对荷兰历史有所了解的,听到这家伙的姓氏“费里第里克”就知道了。

因为他是荷兰执政(国家元首)威廉二世的弟弟。

荷兰虽然是共和国,但共和国的缔造者,威廉·范·奥伦治(后世一般称呼为威廉一世),享有巨大的威望,而这位新任台湾总督,便是威廉一世的亲孙子!(西方的“xx几世”不是隔代传递的,比如伊丽莎白二世,是乔治六世的女儿,威廉一世的儿子叫亨德里克,孙子才叫二世)

如此显赫的家世,也体现出荷兰当局的决心。

明廷方面获知这一消息后,也颇为惊讶,此时的大明对于西方各国还是有所了解的,虽然许多人可能弄不清楚荷兰的政治体制,但国家元首的弟弟,还是能理解代表啥的。

当然,其实他们不知道的是,这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。

荷兰虽然是共和制,但其实在十七世纪,更像是君主立宪。

因为荷兰执政,过去几十年,事实上,一直被威廉一世的后代把持,但在代议制下,荷兰执政虽然还享有部分权利,却无法和议会相抗衡。

他祖父和父亲,虽然都在荷兰的独立战争中,扮演了重要角色,却都非常明哲保身,都很尊重议会权力,推进了荷兰的近代化进程,以至于他祖父后世都被尊称为“荷兰国父”。

而威廉二世,是在战争胜利的前一年才继位的,坐享胜利果实后,不免飘飘然起来,

丝毫没有他爷爷那种长远的政治远见,在1648年与西班牙签订和约后,一心想要重建封建君主权力。

和省议会的议员们关系闹得极为紧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