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6节(1 / 1)

这些人大部分都没有像八旗劲旅那样,经历过两军对阵时的连天炮火,眼前情况实在是超乎了他们的平常认知。

铁人军将士保持严谨队列,钢刃铁甲不断往前推进,犹如压路机一般平推过去。

阳光下闪闪发亮的矛头和朴刀,不断将眼前的敌人搅碎。

两刻钟之后,明军钢铁方阵步步紧逼下,清军队列开始崩溃。

恐慌情绪一传十,十传百,纵使阿哈尼堪再怎么勒令、镇压也无济于事。

正当此时,战场侧后方一股烟尘袭来。

远远望去,那赤红色的“明”字旗和三辰旗,便知是明军援兵。

阿哈尼堪长叹一声,遗憾愤然道

“把溃兵捞回来,撤回城内。”

身边四百精锐骑兵分作两翼出击,放箭掩护溃退的步卒大队后撤,进入海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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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代盛京(奉天)地图

战后,正在盛京的何洛会听闻阿哈尼堪已经和明军接战,还吃了亏,立马勒令对方退入辽阳地区,严守防线。

各部不得擅自出击,依靠辽东地区广泛的营垒、堡寨坚守。

而此时,明军抵达辽东的消息,在快马加鞭之下,终于传到了北京。

“什么!明军已经打到盛京了?”

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,迅速将整个清廷高层炸开。

多尔衮第一反应是不相信,江淮前线距离辽东数千里,明军怎么蹦过去的?

但结合之前朝鲜那边的消息,不难猜测,明军是从大海之上,乘船浮水而来。

反应过来后,多尔衮马上封锁消息,严禁关外的消息传入关内,必须先稳住人心。

而后以换防,祭祀太祖太宗陵寝的名义,命多罗郡王瓦克达领镶黄旗八千多人马出关,经由锦州,驰援盛京。

除此之外,就是要稳住科尔沁等和满清关系较近的蒙古诸部,辽东这个地方之所以重要,就是因为它处在东北、北直、蒙古三方的交界处,多尔衮担心明军的到来,会动摇蒙古诸部的忠诚。

毕竟,之前明军拿下川陕以后,就已经和漠西部分蒙古部落产生了联系,造成了极恶劣影响。

也许此时这些部落还不敢作乱跳反,但难免会暧昧中立起来。

已经失去了江南地区输血的满清,不能再失去蒙古这个武力补充了。

归正女真

海军的陈举、刘国轩部约七千众重甲步卒全部登岸,几乎占领了整个辽东半岛西侧。

清军退守辽阳后,坚守不出,明军虽说都是精锐,但毕竟人数有限,还要分出人马清理各地堡寨、农庄,兵临前线一带的也就是一两千众。

辽东不是关内,一方面,辽东沦陷已有数十年,在这里,明军并没有江南那种深厚的社会基础,而且人口稀疏,虽说多尔衮入关之时已经将大量八旗勋贵族人带入关内。

但依然还有一半左右的满洲族人留在关外。

当然,其实也没有多少,按照顺治五年时的统计数据,八旗包括满蒙汉加在一起,有七十多万人口,其中满洲占三十万,蒙古十四万,汉军二十五万。

除此之外,还有一百万左右的包衣。

此时的辽东,人口估计也就是一两百万而已,其中一半是满洲女真各部和汉军旗的家属族人,以及大量包衣。

这些人也许对满清称不上多么忠诚,但对明军肯定不会有多亲近。

所以大军每进展一处,都得先清理控制这些聚居地才行,否则一不小心,自己也会被人给“游击”了。

尤其是相较于内地,这里的民众族群混杂,又多有弓马,一旦呼啸聚集起来,便是一支支游骑兵。

面对这些棘手的堡寨、农庄,明军也没法一个个攻拔,否则反而会让情势更加恶化,那样整个辽东的各族民众,很可能会倒向清军那边,到时候真就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了。

所以明军采取的策略,还是拉一派打一派,团结大多数,打击一小撮,扩大自己的影响力。

这也不难做到,满清的八旗制度之下,是极其严苛的奴隶制,大量女真、蒙、汉、朝鲜等族百姓沦为包衣农奴、牧奴。

郑成功提出主要政策纲领,“释奴分土,惩凶救民”。

即否认所有满清八旗制度下的奴隶关系,所有原本被束缚于满蒙贵族奴役下,包括女真各部贫民的包衣、农奴,都获得解放,并将原有土地效仿关内民屯令中的政策,重新分配。

这迅速让远道渡海而来的明军,在辽东站稳脚跟。

正如同生活在中原、江南的农夫,不会因为皇帝新建的宫殿而获得益处,游牧与游猎民族的文化中,阶级压迫更为深重,在直隶、山东跑马圈地的毕竟只有军事贵族,跟真正在大小兴安岭里挖鱼刨参女真部落有什么关系?

恰恰相反,自太祖努尔哈赤起兵以来,后金在十数年的女真诸部统一战争,兼并、攻灭了大量部族,叶赫部不过是其中之一,其中绝大多数女真游猎人口,也只能沦为八旗制度下的包衣奴才。

当然,相较于被数次入关劫掠所得的汉族人口,这些女真奴隶的生活水准要稍好些。

就在刘国轩率步军主力,基本控制了辽东半岛西岸同时,一批来自江南的补给船队抵达。

随船而来的,除了数千斤火药,一批兵工公司专门调拨的轻型火炮外,还有数百名特殊的明军将士。

其中为首的,为副将衔,唤作杜尔德,从这名字上来看,就不像汉人。

是的,他就是当初在浙江,主动反正,生擒满清多罗郡王博洛,原镶白旗梅勒章京,叶赫那拉,杜尔德。

除他之外,随行的数百人也都是,在过去几年里,各个战场中,主动投降反正和被俘后投降的八旗军士,而且都是满洲人。

经过了两年多时间,杜尔德头上的“金钱鼠尾”早已了无踪迹,重新蓄起了头发,再加上明军赤红色的军服和制式甲胄,而且其人自己本来就是满清当中的少见的文化人,北方官话相当流畅,如果不说,恐怕很难能看出对方是满人。

对于这帮子投降过来的八旗军士,朱由榔还是相当优待的,除去手中确有血债的,如博洛那种,难逃一死,对于一般基层军士,还有如杜尔德这种非爱新觉罗嫡系出身的将佐,如果主动投降,还给机会效命,若是战败被俘,则会被分配到攻城前线的“赎罪营”,侥幸不死的话,也还有机会。

杜尔德当初投降之前,受到手下郝文兴的“指点”,立志要当一个大明朝的“金日磾”,所以相较于其他人,更加积极,再加上其人本来也不废物,居然混得相当不错。

朱由榔甚至还专门建立一个“归正营”,专门收拢投降反正过来的满洲、蒙古军士。

按照此时明廷官方声讨满清的公文里说法。

并未将蒙古和女真诸部全部一杆子打死,而是表示,“努尔哈赤者,本国朝边廷旧将,得赖朝廷荫蔽,方承一隅之土,不思恩荣之报,反以刀兵,裹挟建州诸部,危凌海西、黑水,使良民涂炭,赤子沦为奴婢,是诚可恨。”

将漠南蒙古、海西女真、野人女真和建州,尤其是爱新觉罗部进行切割,也算是明廷政治攻略的重要一环。

墙倒众人推。

眼下,只要不是个瞎子,都知道,自川陕光复以后,明清双方的力量对比已经扭转。

本小章还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!满清先是没了多铎、博洛手里最为重要的野战集团,接着又丢掉了江南这个钱粮袋子,现在还失去了吴三桂这个急先锋,以及川陕的地理战略优势。

说是只剩下半条命,都算奉承了。

除了归正营的满洲出身军士以外,还有一批来自吴军残部的军官,当初吴三桂、祖大寿等人降清后,满清为了提防辽东将门集团,将其部家属迁移到了锦州地区,方便监视。

最早吴三桂刚投降的时候,满清一度将他监视在锦州地区,就是害怕对方在前线搞事,直到后来前线实在吃紧,才不得不用吴三桂平定西北、西南。

这两拨人的到来,让郑成功极为惊喜。

自肇庆以来,明军屡战屡胜,直到光复江南、川陕,除去朱由榔笼络团结各个势力的努力外,很大程度上,还是因为此时的抗清复明事业,在各地,尤其是江南地区,依然有着巨大的社会基础。

明军也习惯了打这种仗,每到一地,前脚攻下城池,后脚朝廷就可以直接派驻官员,然后和地方士绅民众联络,重新构筑政权,履行职能。

比如光烈三年东征之时,一开始前线粮草还需要从湖广、两广调运,但攻入江西后,不到两月,江西本地就能供应大部分。

归根到底,满清不是李自成,也不会“均田免赋”,所以相较而言,虽说明廷也是王八蛋,但起码没满清王八蛋,而且近三百年的惯性在这里,只要军事上大势一成,重建政权并不难。

杜尔德抵达辽东后,将手下几百号人,分成十多个队,负责跑到辽东各地安抚策反女真诸部,尤其是海西女真,和那些在努尔哈赤统一战争中,积累血仇的部族。

此策一出,立竿见影,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出身旁系的满洲军官,辽东这地界不大,女真各部本来人口也少,部族内部关系密切,这些“满奸”跑回自己老家后,不难说服“家乡父老”一同反正,大大消除了其和明军的对立情绪。

毕竟此时距离努尔哈赤起兵也就几十年,距离皇太极凭空造出一个“满洲族”来也就才十几年时间,女真部落之间还真没多大凝聚力。

给爱新觉罗卖命是卖命,给老朱家卖命就不行啦?当年又不是没卖过。

明清双方最终在辽阳城外对峙起来。

多尔衮的援军几乎是快马加鞭,从关内奔驰而出,驰援盛京。

郑成功却是不急,他们此行的目的也不是马上攻下盛京,只要明军的队伍在辽东存在,本身就是一柄利刃,悬在清廷决策者的心头。

于是乎,明军开始反过来,在朝鲜方面的支持下,与辽东半岛上修建营地、堡垒,做出长久住下去的打算。

孤立满洲(上)

叶赫那拉部的主要活动区域,大概在今天吉林省西部的地区,是海西女真四部中最大的一支。

明代女真诸部和辽金女真的关系并不密切,如果做一个比较恰当的对比,建州、海西之于金朝,就类似于索伦部之于满洲,属于金朝建制之外的边缘民族。

这导致的问题就是,当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燃起雄心之时,所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,就是松散和敌对的东北部落。

在这一点上,两人都做出了极大努力,先是用军事和外交手段钳制,而后又用怀柔手段收买,才尽可能的将整个横贯辽宁到远东的部族集团糅合起来。

在这个层面上说,皇太极的“统战手段”堪称明末第一,如果朱由榔眼前面对的不是多尔衮,而是皇太极,恐怕还真没什么机会。

但此一时彼一时也。

随着关内战争的失利,满洲八旗的巨大损失,带来不少连锁反应,首先就是嫡系的建州女真,人丁实在有限,川陕以后,整个满洲八旗从入关以来,已经积累了近三万的缺口。

其中一半都是在和光烈明军的作战中造成的,为了补充和稳定战力,多尔衮不得不扩大征兵,建州女真不足以补充缺口,就不得不向海西、野人诸部填充。

年前,多尔衮经顺治下旨重建镶白旗。

此时清初皇太极时期那批战功赫赫的满洲宗室将领已经逐渐凋零,要么像代善、阿巴泰、岳托那样已经在前几年病逝,要么如多铎、尼堪、博洛这般战死于阵。

故而,当下旨重建镶白的首要问题,就是旗主人选。

最后,只能矮个里面拔高个,将此时仅有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之孙,原饶余郡王阿巴泰次子,博洛的弟弟,岳乐顶了上去。

而下面的人员,则由两黄旗抽调部分佐领,再从建州抽调一千壮丁,海西、野人女真抽调五千多壮丁,喀尔喀漠南蒙古诸部抽调两千,汉军抽调四千。

而且还需要至少一年的时间,才能逐渐糅合,重新建立战斗力和组织度,并且即使如此,战斗力恐怕也大不如前了。

为了补充军力,多尔衮还不得不放开政策,允许包衣立功,升入正式八旗军士行列,将一批满洲籍包衣补充进来。

除了镶白旗外,镶红、镶蓝、正蓝等在南边战争中受损颇重的八旗都得到了大量补充。

仅从人数上看,八旗军士的总数不仅没有减少,反而增加了,大量海西、野人女真,蒙古丁壮、包衣、汉军补充进部队,满、蒙、汉八旗总数,已经超过十万,大概十一万多的样子。

但多尔衮并未因此而感到高兴,因为他知道代价是什么。